也就是说，应将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享有的查看和质疑证据的程序性权利延伸到所有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
[⑤]本文对我国国产→权力和个产→权利具体转化机理的揭示，是与财政学者对一国归属已定全部资产做二元划分的方法相对应的。笔者以为，回应以上问题应作出的基本判断是，两权中相关政府部门行使的财产所有权属于权力范围，而国有广义公司可自主行使之权不论叫什么名称，都应归属于权利范围。
[③]易言之，这就是把社会的全部财富做包括广义公司[④]、集体经济组织在内的居民（或住户、家庭，转化为法学话语就是个人）部门与广义政府部门的二元划分。其做法之一是采用了真正储蓄（genuine saving,亦称调整后的净储蓄或综合投资)概念以纠正GDP这个指标的忽视人的因素的偏颇，其定义是：真正储蓄=净固定生产资本集资和海外投资+自然资本变化+教育支出。政府预算经营性支出与政府预算经常性支出形成的资产的法律属性并不完全相同，前者在所有权实现形式上表现出国家与个人（法人）双重属性，因而在法律实践中会形成权力和权利两方面内容，而政府预算经常性支出形成的资产通常单纯表现为权力。以2019财年为例，这年全国居民部门非金融资产为2499.331千亿元，其中城镇住房资产合计2324.587千亿元，汽车资产139.796千亿元，农村居民生产性固定资产34.948千亿元。[55]那时诸法合一，这些是民事赔偿还是刑罚罚金，那时并没人关心。
经济结构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说到底它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体现它的财产总量和财产结构。[34]在广义政府部门只有很少初始收入的国家，居民部门人均初始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相差很小。若功能无法实现、实效不佳或代价太大，则相应解释仍难为法秩序所容。
因为，一旦允许对精神损害另行起诉，绝大部分被害人便会待刑事诉讼结案后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这将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失去实际意义。以前文提及的笔录规则为例，法律规定律师会见时检察官不得监听，司法解释规定律师会见时检察官可以记明笔录。司法解释行权看似不受法律保留限制，但实际并非如此。（3）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该规定的立法目的在于确保关键证人出庭并作证，故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即须被合目的地解释为（关键）证人应当以出庭的方式（而非以提供证言的方式）作证，否则其证言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王成指出，针对法律条文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权对司法解释制定起着限定作用。
比如，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将《刑法》第253条之一的国家有关规定界定为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带有原则性质的目的并非明确指令，其与规则样态的司法解释不在同一层次，因而无法直接作内容对比。质言之，虽然存在法律的限制规定，但权力的微观约束依旧缺乏——有抽象规范而无具体规则，这既是司法解释领域的现状描述，也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4）违反了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越权立法。
（2）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履行的义务与其所享有的权利明显不平衡。唯有权力行使依序符合上述规则,其结果才具备合法性与适当性,是正当的司法解释。比如，《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第2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这是对《刑事诉讼法》第101条第1款的进一步拓展。综合全文，司法解释行权的规则框架及其适用流程用图1表示。
本文认为，法律抵触禁止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司法解释针对的法律，但须将与解释对象存在冲突的法律条款排除在外。2.间接抵触的认定标准在法无明文的情况下，是否抵触取决于司法解释与法律规范目的的一致性。
需要指出，适当性规则仅在确保手段与目的符合比例，至于司法解释的目的是否正当，不在其规制范围之内。进入专题： 司法解释 行权规则 。
（一）适当性规则的审查内容适当性规则是指，司法解释与法律意旨之间应当具有符合理性的正向联系或实质关联。比如，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3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担保责任的承担约定专门的违约责任，或者约定的担保责任范围超出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担保人主张仅在债务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体系上看，后修改的《律师法》实际已为《刑事诉讼法》新增了一项禁止监听的规则，这改变了刑事诉讼的法秩序。换言之，司法解释不得明显缺乏适当性，这构成了司法解释行权的最后一项规则。但是，若司法解释的内容超越法律框架，如将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的毒驾类推为醉驾，或者规定拘役与罚金外的刑罚后果，则属于对犯罪和刑罚的创设，为法律保留所禁止。不难看出，判断司法解释是否突破法律保留的限制，须经如下检视步骤：先判断拟定的司法解释是否创设了现行法并未明确或无法在规范上证立的规则，若肯定，则继续审查相关条款是否落入保留事项的范围，若仍肯定，则确认其违反法律保留的要求。
若一致性较高，则可排除抵触存在。无论以何者为准，上述创设性解释都已牵涉保留事项，不符合法律保留的要求。
之所以要维持符合前一原则的要求，才能进行后一原则的审查这种顺序，原因主要是后原则具有强化前原则的功能。公诉撤回的规定具有创设性，那么，其是否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从内部参与者视角看，基于司法解释的规定，检察院与法院分别获得了要求撤回公诉与准许撤回公诉的权力，这皆为法律未赋予的职权
只要八二宪法还未通过，七八宪法作为当时有效的宪法就拥有最高的权威和效力。前者主要体现在克服宪法权威的初始难题,在1982年宪法诞生前为法制建设和宪法提前预热和助跑。
更进一步，恰恰是在七八宪法即将被取代这一大前提下，仍然最大限度地尊重七八宪法更突显出它的意义和价值。但在全国人大议程公布时，彭真专门强调要把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摆在最前面，以突显其重要性。其次，尽管彭真曾认为1988年宪法修改采取的是美国的修宪方式，比法国、苏联和我国过去的修改宪法办法好，但我国现行宪法修正案仍需要结合正文相关条文解读和产生效力，与美国宪法修正案那种相对独立的形式仍有较大差别。第五届全国人大是新中国宪法史上非常特别的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它的一次会议和五次会议分别通过了两部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
中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三是赋予省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的立法权。
修正决议的修改更一目了然，修正案则需要对照新旧条文。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主要提出了两点相互联系的建议：一是肯定决议草案的内容，但建议把决议内容直接写进修改宪法的条文。
（2）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即是否以及如何修改七八宪法。一方面，从正式名称上，现行宪法采取了宪法修正案的名称。
这意味着诞生不到一年，七八宪法其实就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计时。如前所述，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甚至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相比，这四部法律在当时并不是那么引人注意。（4）上下级检察院关系由监督变为领导。三是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法律：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和选举法。
此处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其实非常简单：对公众来说，如果连即将作废的七八宪法都得到如此尊重，那么八二宪法所享有的权威和尊重只会更多。1988年修正案、1993年修正案、1999年修正案、2004年修正案和2018年修正案都基本遵循了相同的体例。
与修宪决议相比，这显得更加准确和规范。因为《1979年修宪决议》标志着，作为国家最高法和根本法的宪法，开始真正享有最高的权威。
在正常的法治体系下，一切法律和规范性文件都应以宪法为准，一切法律和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这是现有公开资料中，首次看到修宪的出现。